宋太祖受周禪，仍以開封為東京，累朝建設於此，故日增月異，極稱繁華，洛陽為宋西京，退處屏藩，拱衛京畿，附帶繁榮而已。真宗時，雖以太祖舊藩稱“應天府”，建為南京（今河南商丘市），乃即衛城為宮，奉太祖、太宗聖像，終北宋之世，未曾建殿。其正門“猶是雙門，未嚐改作”(10)。仁宗以大名府為北京，則因契丹聲言南下，權為軍略措置，建都河北，“示將親征，以伐其謀”(11)；亦非美術或經濟之動態，實少所營建。
北宋政治經濟文化之力量，集中於東京建設者百數十年。汴京宮室坊市繁複增盛之狀，乃最代表北宋建築發展之趨勢。
東京舊為汴州，唐建中節度使重築，周二十裏許，宋初號“裏城”。新城為周顯德所築，周四十八裏許，號曰“外城”(12)。宋太祖因其製，僅略廣城東北隅，仿洛陽製度修大內宮殿而已。真宗以“都城之外，居民頗多，複置京新城外八廂”(13)。神宗、徽宗再繕外城，則建敵樓甕城，又稍增廣，城始周五十裏餘(14)。
太宗之世，城內已“比漢、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15)；繼則“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16)。迄北宋盛世，再接再厲，至於“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17)，其建築之活躍，不可言喻，汴京因其水路交通，成為經濟中樞，乃商業之雄邑，而建為國都者；加以政治原因，“乘輿之下，士庶走集”，其繁榮尤急促；官私建置均隨環境展拓，非若隋、唐兩京皇帝坊市之預布計劃，經緯井井者也。其特殊布置，因地理限製及逐漸改善者，後代或模仿以為定製。
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橋梁之盛，為其壯觀，河街橋市，景象尤為殊異。大者蔡河，自城西南隅入，至東南隅出，有橋十一。汴河則自東水門外七裏，至西水門外，共有橋十三。小者五丈河，自城東北入，有橋五。金水河從西北水門入城，夾牆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共有橋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