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悠悠繼續坐在那個酒吧裏聊天。
我說回了那天聚會中的那位作家。他很早就寫了幾本暢銷書，每一本都能賺到一些錢。在出版這個行業裏，銷量就代表著財富，可有了點兒錢，他沒存下來，除了到處揮霍，還在三環邊上租了一套兩居室。
可是，隨著他的靈感越來越少，作品質量越來越差，出版的速度也慢了下來，他從三環搬到了四環。很快，他又搬到了五環，沒過多久，從五環搬到了接近六環的通州。時代就像是一個拳頭，一圈圈地把他打出圈外，讓他毫無還手之力。
他曾經問我：“尚龍，為什麽我的書之前還挺暢銷，現在就沒人讀了呢？”
我沒說話，但其實，我是有答案的。這個時代，每一年被大眾接受的概念都不一樣，比如2015年到2016年，大家喜歡的是勵誌；2017年，大家喜歡的是知識和幹貨；2018年，大家期待解決溝通問題；到了2019年，很多人喜歡上了養生……你看，這個時代一直在變，但我們很多創作者，竟然都不變了，一招鮮吃遍天。
沒過多久，他告訴我，自己想離開北京，透透氣。他想去新疆旅遊，很快回來。
但這一走，就是一年。
這一年，他從新疆自駕到了西藏，到了雲南，他以為一路上可以獲得靈感，卻顆粒無收。更可怕的是，他回到北京時，竟然發現沒有人理他了：聚會時大家已經習慣沒有他，開會時大家已經習慣他在遠方，活動時也沒人叫他。於是，他回到北京，跟我草草地見了一麵，就離開了。
這一回，他再也沒回來過，據說回老家結了婚。
是啊，這才離開了多久，就已經被這座城市遺忘了。
我曾讀過陸銘教授的《大國大城》。書裏說，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過行政手段控製，低技能勞動力的流入，恰恰是高技能勞動力的流入派生出來的。但現在看來，人們離開城市，可能不是因為政策和行政手段，而是因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