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除了少數的例外（如劉宗周之清修刻苦，黃道周之篤學正身），可以用“驕奢**逸”四字盡之。田藝衡《留青日劄》記：“嚴嵩孫嚴紹庚、嚴鵠等嚐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於是競相窮奢極欲。”《明史·嚴嵩傳》記鄢懋卿之豪奢說：“鄢懋卿持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按部嚐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萬曆初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1)這種鬧闊的風氣，越來越厲害，直到李自成、張獻忠等起事，這風氣和它的提倡者才同歸於盡。
其實，說晚明才有這樣的放縱生活，也不盡然，周璽《垂光集·論治化疏》說：“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綾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役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2)周璽是弘正時人（？—1508），可見在16世紀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經到這地步。風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風行草偃，漸漸地浸透了整個社會。堵允錫曾暢論其弊，他說：“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粱文繡厭於口體，宮室妻妾昏於誌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產，聲伎優樂，日緣而盛。夫縉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於是有紈絝子弟，益侈豪華之誌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壚頭，籲廬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誌，不肖傾家，此士人之蠢也。於是又有遊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弟，市井之徒，谘凶譎以行無賴之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織，生涯問諸儻來，非士非商，自業寄於亡命，狐麵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蠢也。如是而風俗不致頹壞，士民不致饑寒，盜賊不致風起者未之有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