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後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這是《清稗類鈔》中記錄的晚清郭嵩燾的一則史論。用此段史論為開篇導語，其目的是從這一類特殊群體的崛起和覆滅方麵入手，大到對一係列政治製度、官僚機製、順應社會需求和發展的各種改革，小到對宗法製度、後妃製度以及當事人（皇帝個人）品性進行全麵剖析，旨在從特殊群體的發展來看自秦以來對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的維護、加強和鞏固手段，也突出表現在整個曆史長河裏圍繞“皇權”的利益鬥爭。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皇權從來不是一個人的獨權，而是整個群體的利益鬥爭。特殊群體的出現是在維護鞏固皇權統治下衍生的特殊權力，也叫“偏房”政治群體。而這類群體鬥爭放在世界這個大的格局上看，又實在屬於小群體內部鬥爭。縱觀整個中國的曆史發展，甚至都不曾出現過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外侵政策、國界擴張，正如利瑪竇在《利瑪竇劄記》中所說的：“雖然中國人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臨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都從來沒有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麵，他們與歐洲人很不相同……”
《清稗類鈔》雖有部分論述誇大了“偏房”群體的權力，似乎影射出皇權的衰弱趨勢。然而即便如此，這些新生權力的崛起，也不過是為“皇權”服務，他們絕不可能獲得正式的名分治理天下。
這裏不得不提張文木先生《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中所提及的“一個中心即為‘忠’，兩個中心即為‘患’”的思想。中國曆史即便有短暫分裂，最終仍然走向統一的格局，較之西方的政權分立不同，足以說明這些特殊群體從來都不曾成為中國另一個權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