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和其長子鄭垂二人，在當時“遺老”之中，是被稱為好大喜功盲進分子的。他們所堅持的反動方針是：積極地和帝國主義國家勾結，采取見縫就鑽的方式，以實際行動來策劃複辟的罪惡陰謀。
羅振玉則是獨樹一幟的始終一貫親日分子。他素來主張專門依靠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依靠多方的拉攏、勾結，來達到想借日寇實力，來實現複辟的罪惡陰謀。
現在既是要把他們在當時的同床異夢派別關係搞清，我想再講一下他們彼此之間的複雜關係。
鄭孝胥的政治野心，在當時那些人之中，可以算是最大。並且他的狂妄自負，也是幾倍於一般“遺老”。他常自誇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甚至不獨羨慕意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裏尼的為人，並且還以中國的墨索裏尼自居。
陳寶琛對鄭的個人感情，雖然尚不算壞，但對於鄭的狂妄自負，則大不以為然。他常說鄭所說的話，都是些大而無當的空話，也時常在鄭背後私下說：“蘇戡（鄭的字）倒不如改叫‘疏戡’（疏狂無用之意）還許恰當些。”
胡嗣瑗則是一個既偏激又頑固的食古不化的書呆子，因之和鄭氏父子的矛盾尤為深刻。他們之間，是經常互相輕蔑的。
羅振玉則是既和陳說不來，也和鄭合不到一起，對於胡也是芥蒂很深。後來他離開天津悄然回到旅順去住，不過卻從來未和我割斷聯係。他到旅順後和謝介石勾搭到一起，專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去做勾結，繼續陰謀策動複辟的事情。羅對謝信任頗深，常拿出錢來接濟他。謝有時也到天津來和我要錢，我也給過他幾次旅費，叫他相機四出為我活動。
不過，陳、鄭兩派對於反對羅振玉這一點卻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羅是一個隻圖私利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政治掮客。
至於我，對於上記諸人的看法，則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