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日本公使館住了幾個月之後，羅振玉又來建議說，這裏不是我久居之地，主張我應該挪到天津去住，以便將來能赴日本留學。我遂同意了他的這一意見。他還說，最好是在天津日本租界裏找一個住處，於是就使朱汝珍到天津去物色，結果他看中了“張園”。
“張園”是清末官僚張彪的房子，張在清末任湖北省提督——第八鎮統製，當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被趕下台，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蓋了一個遊園出租，來過他的富家翁寓公生活。
我得到了朱的報告後，就把我想要到天津去住的意思，告知了芳澤，他也表示了同意，他更把我想要移住天津的事情，告知了當時的執政段祺瑞，段表示：在我移住天津時，途中他可以酌派兵力進行保護。我聽了這一回答之後，便又和羅商議，結論是：段執政他哪裏來的兵，還不是得用馮玉祥的軍隊？於是便又害起怕來。後來我和羅與芳澤商洽，芳澤就決定派幾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駐津領事館的警察署長秘密把我護送到天津日本租界去住。
我臨出發赴天津之前，曾到芳澤夫妻處去告辭，並對他們表示了感謝之意，最後還同他們夫婦一同幹了杯。
我回到我住的小樓後，便聲言要往英國公使館去看跳舞會，於是便在日本公使館參讚池部和上述日本警察的“護衛”下，從公使館的後門溜出去，步行到了北京東車站，上了一輛三等兵車，我這時為了怕被別人識破，便把平素決不輕易摘下來的眼鏡也摘了下來，並把我那頂常戴的獵帽也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這都是我害怕自己的同胞，猜疑自己的同胞，並且還要遠遠離開自己的同胞，所以才這樣鬼鬼祟祟地做出了許許多多騙人的花招的。
當我們這一幫人上了這節車廂之後，池部便用中國語向車中的人說：“這些都是日本人。”這就是他預先設好的“防禦線”。從他這短短幾個字的一句話中，是可以使人感到有一種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無比優越感的。因為是日本人，便可以隨便進入人家軍用的車廂裏，因為是日本人，就可以使人奈他們不得。在他的這句話中，是充滿了狡詐和威壓之感的。而我呢，也就混在日本人堆裏，拿著猜疑和恐懼的心情來對待自己的祖國同胞；相反地，是拿乞憐感激以及信賴的心情，在祖國同胞麵前，貼在日本鬼子的懷抱裏。回想起當時自己的卑鄙無恥心情時，不但自己也覺得有一種莫可名狀的羞愧與悔恨的心情，並且還覺得自己對自己的過去，簡直是要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