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文學界新論迭出、創作活躍的情勢下，散文界相對冷寂的狀態稍有改觀，但還是進展不大。我覺得這與散文界長期通行楊朔模式有關，而這個模式所以能存在至今，則需要到模式本身中去找原因。
一、關於楊朔模式的含義及形式
建國三十多年來我們湧現出一大批散文作家，他們每人都出版了數量可觀的作品。但是要說影響，恐怕哪一個也比不上楊朔。一個作家的影響，不隻是看他作品的多少，更要看他的代表作；不隻看他的作品本身，還要看這些作品被推崇、流傳、滲透與潛移默化的情況。在散文界，楊朔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其作品被介紹和接受的程度之深，對廣大作者創作的影響麵之大，恐怕都是首屈一指的。
楊朔模式的含義大致包括這兩個方麵：一是內容模式，涉及題材；二是形式模式，涉及體裁和創作方法。楊朔散文絕大多數是政治抒情，在他的代表作裏，無論寫景、敘事都服務於一個明確的目的——突出政治。在他的筆下看不到或者很難看到與政治無關的人物，甚至景物。這是他的散文的內容模式。與內容相適應，其形式模式就是“物→人→理”的三段式結構。先推出景物和人，最後再歸到一個政治道理上去。人、物、事都成了政治道理的道具或注腳。一句話，用“物→人→理”的三段式手法來表現政治內容，這就是楊朔散文的模式。
一個作家周圍的環境和他的生活經曆造就他自己的模式。比如曾經熱了一段的台灣女作家瓊瑤，台北一個雜誌評論她的作品是“花呀草呀雲呀天呀水呀風呀”的愛情模式，她的手法是這愛情必通過痛苦、眼淚、狂戀和才氣來實現。大概每個作家都會有自己的模式，不過水平高一點的會從模式中跳出來，升躍到個性、風格。模式是某種特定時代背景和環境的產物，一個作家有自己的創作模式並不奇怪，但是全社會有一個模式就很可悲了。細想一下，“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我們的文學就是在上麵預製好的和自覺不自覺形成的許多模式中進行翻砂、澆鑄。大的模式，如寫鬥爭，必是階級鬥爭，哪怕是一次失火，一次車禍，也要有一個階級敵人出來替罪。寫勝利必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哪怕是治好了一個病人，贏了一場球，也要從學《毛選》上找根據。具體的模式，如寫到愛情都是兩人工作中相識，戰鬥中相愛，雙方都是第一次接觸異性，純而又純的男女共青團員式的愛。寫抗日鬥爭都是我方如何頑強，國民黨如何潰逃，等等。總之，各種題材都有一個模式。這一大堆模式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為某一條政治路線服務的具體化。長期以來，我們的政治體製是一套“左”的集權模式，經濟體製是統得很死的計劃模式，連人也被訓練成愚忠、服從，缺少個性與自我探索的機械模式。文學當然也就是一種“左”的說教模式。就是說，不管是寫景還是編故事，都要明顯地給你注入一點政治。但是，“文革”前的小說、詩歌等雖然也有這一套模式，卻都沒有像散文這樣，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渾然一體的、權威性的樣板——楊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