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代】
七年之後重讀，依然被這篇文章緊緊抓住心緒。
除了重現老人家身影、緬懷親情之外，更有深沉的感慨如漣漪一般擴散開來。人，自然要接受萬事萬物皆有消逝之時，此為真理，然而人該怎麽接受一社會掀起非理性濤浪企圖速速淹沒某段曆史的作為？若社會之集體心理樣態朝向狹隘的甬道發展，入口前設了族群柵欄，怎能讓在此已衍育兩三代的流離族群安安穩穩地通過，取得安全感與信任感，堅信台灣曆史是他們開基立業所依憑的枝幹，而他們的故事是台灣曆史的一部分？如果“裂解社會”是執政者與掌握話語權之知識分子的終極目的，甬道狹隘到連落腳七十年的老住民都通不過，遑論新住民，那麽，在權力可以伸進去塑型改造的集體意識形態裏，他們將被成功地鑄入模子，成為外來的流浪族群、新品種“吉普賽人”。操弄民粹到極致，產生的必是新階級、新權貴與生而不平等的宿命天條，是一切跟“民主”無關的魔物。而這些，是崇尚融合、向往多元的我畢生反抗的。
二十三年前我踏進一個外省軍公教家庭，即承受公婆厚愛，他們對我的信任不亞於親生。七年前公公重病之際，將重要文件與諸多庶務交我，對婆婆說：“有簡媜，一切有了交代。”當病情進入最後一程，我邀九十三歲的他口述一生由我記錄，幸好趁他意識清楚實時完成《爸爸的故事》初稿，於病榻前誦念給他聽，稍減遺憾。猶記得老人家告別式那日，適逢聯合公祭，因此表定的火化時間排到晚上，隻能候補，等待空檔排入。誰也不知需等多久，猜想起碼一個時辰以上。沒想到，我在等候區才喝完熱咖啡，竟被通知排上了，需家屬做最後一道確認手續。當此際，其親生子女、親族至交皆星散不知去向，聯絡不及，隻剩我這個兒媳婦在現場。我速速奔至爐前，目送棺木進入烈焰之中，鞠躬說：“爸爸，再見，火來了要躲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