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寫了幾篇記述偉人的文章，引來多種報刊的轉載，有的篇目還很快被選入大學、中學課本，不少讀者和報社希望談點體會。
其實我原來絕無一定要搞這類創作的打算，隻是在過去讀經典著作時認識了這些偉人，而在現時的改革實踐中，在傳統與現實的衝突中又感到要重新認識他們，於是就拿起了思考的筆。這其實就是幾篇讀書筆記，幾乎每篇都可以從日記本中找到原始的片段。古人論文，“不平則鳴”，中醫論病，“不通則痛”。這幾年社會上，包括我自己，確實常常有對傳統的“不通”之惑，於是就有痛苦的求通的思考。文為通而寫，打通作者之思，打通讀者之思。文章寫作的過程就是一個由不平到平、由不通到通的過程。這是情與理的梳理。
偉人在社會上、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已經很大很大了，但這主要是靠他們的偉業、理論，靠政治影響。人們接受的是他們的結果，是被舍棄了過程之後的結果，所以往往敬而遠之。在許多地方他們與讀者並沒有通。文學就是要把這個擴大了的距離再拉回來，就是要把這結果之前的過程提示出來，就是要有血有肉，溝通情理，讓讀者可親可信。所以我不想再重複那些結果而努力“順瓜摸藤”，去找到那些碧綠的葉片和芬芳的花朵，讓讀者自己去理解果之初、果之前的樣子。在這個創作思想的指導下，我找到了瞿秋白的故居，特別是門前的河上那座已成過去的“覓渡”橋，找到了鄧小平同誌落難江西時勞動的工廠，找到了毛澤東寫《論持久戰》的延安窯洞，找到了中國共產黨指揮了戰略大決戰的最後一個農村戰略指揮部——西柏坡，還有召開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的那間舊夥房。甚至遠渡重洋，在日本找到了周總理遊曆過的嵐山和嵐山詩碑，在德國西部找到了馬克思出生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