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講話實錄》出版了，裏麵一則資料很有趣。有人要為他寫傳，他就給人家寫信說：“我必須明確表態，千萬不要這麽做。國事艱難，輿論紛雜，飛短流長，誠惶誠恐。如再授人以柄，樹碑立傳，罪不可逭。千祈停止撰寫一切涉及我的回憶或評論材料，並代我廣告親友，不勝感激之至。”
借權出書立傳在各級官員中已成趨勢。方式有兩種，一是自己寫回憶錄、日記，親自立傳。二是動用權力、財力，組織他人為自己立傳，或二者並舉。於是書市就多了一些垃圾，曆史就多了一些包袱，同時也多了一點幽默，留下了一些笑話。
凡有資格立傳者，必是幹過一點大事，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人。傳者，傳（chuán）也，能傳給後人一點東西才有價值。既然是為後人而立那就讓後人去做，從來都是政聲人去後。你看，凡史上有價值的傳記都是經過歲月的沉澱，由後人從容道來。但急於立傳者不這麽看，理由是“趁我在世好核實材料”。說是核實卻常是隱惡揚善，添枝加葉，自為粉飾。還有一個潛台詞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趁著在世，何不享受一下吹捧的泡沫。說到底是私心加虛榮。過去帝王和貴人常在生前大修陵墓，為的是死後再延享生前的榮華尊貴。生前立傳有如活人修墓，也是此意。但這實在靠不住。陶淵明詩：“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陶淵明比今人還懂得唯物辯證法。連親人也隻有短時餘悲，外人能念你幾時？如果你沒有幹成一點大事，有何理由讓人記住？如果你幹了大事，曆史又怎能忘記？再說既為官就是以身許國，還要這點虛名幹什麽？你看第一代領導人，毛、劉、周、朱等，沒有一個人生前修傳，周恩來連骨灰都不留。方誌敏為敵所俘，敵兵搜遍全身並無分文，他當然也沒有想到此生要為自己留一本傳記。開國將帥，許多人身上都留下了累累彈痕，但誰也沒有想到要給自己留本傳記。再往上推，文天祥被俘九死一生，在獄中寫了一首《正氣歌》，他沒有想到去寫自傳；司馬遷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鼻祖，寫了許多至今還熠熠生光的人物列傳，卻沒有為自己寫一個小傳。封建社會的皇帝也懂得這一點，沒有人在位時給自己修傳，而是聽由後人根據他的行跡來評說，所謂“諡號”。傳者，寫人不寫己，傳世不娛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