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話不能說，或說出來無人聽，隻能忍，忍在肚子裏。這在普通人已是一種煎熬，而一國總理，大任在肩，大責在心，忍則犧牲民利，眼看國事受損；爭則得罪領袖，造成黨的分裂。這種煎熬就比下油鍋還難了。於是隻有爭中有忍、忍中有爭；言語謙恭，行事務實。我們這一代人還清楚地記得“文革”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樸素莊重的中山服，胸前總是別著一枚毛澤東手跡“為人民服務”紀念章。他四處滅火，大講要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這種複雜兩難的心理可想而知。他隻掌握一個原則：犧牲自己，保全國家。在“文革”中周恩來有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最能體現他當時的心態：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於是我們看到兩種情景。
一方麵，周在毛的權威麵前，俯首帖耳，不置一詞，為毛留足麵子；一方麵，又留得青山在，好為國為民多燃點光和熱。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周利用總理身份盡量求實。連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認："1956年周恩來同誌主持製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麽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劉少奇和一批老幹部的想法已很明顯。“四人幫”就又拿出當年劉少奇為保護黨的高級幹部，批準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公開登報後出獄一事來大做文章。周立即給毛寫信說，表示反對，說這在當時是黨的高層通過的。毛不理，並隨之將劉也打成叛徒。後來又重翻“伍豪”舊案，借國民黨報紙的謠言影射周當年在白區也曾自首。這兩件事都是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極憤怒，但他還是忍了。
林彪的資曆遠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曆史上的表現並不堪任黨的第一領袖，但毛把他選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後，為林服務，這個周也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