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建黨90周年，散文集《紅色經典》再版，編輯約談一點創作體會。
我一直認為文章寫作主要有兩個目的：為思想而寫，為美而寫。文章最後作用於讀者的或是思想的啟發，或是美的享受，可以此多彼少，當然兩者俱佳更好。文章的題材可以是多樣的，有的便於表現美感，如山水；有的便於表達思想，如政治。但政治天生枯燥、抽象，離普通人太遠。其中雖含有許多大事、大情、大理，卻不與人“親和”，難免敬而遠之。怎樣既取其思想之大，又能生美感，讓人愉快地接受，就得把政治翻譯為文學——發揚其思想，強化其美感。文學是藝術，如同繪畫、音樂一樣，專門給人美的享受，但它又不像繪畫、音樂那樣是純形式藝術，它有內容，有靈魂，內容美加形式美有更強的震撼力。
寫政治題材的文章，不怕缺思想，因為那些經典的思想早已存在，它比作家自己苦想出來的不知要高出多少。怕的是翻譯不好，轉換不出文學的美感。而一般讀者首先是為了審美而閱讀，如果隻是為了思想，寧可去看政治或學術讀物。這種翻譯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其主要體會如下。
一、選擇適合的典型
用文學翻譯政治就是借政治人物、事件的光芒來照亮文學領地，照亮讀者的心。文學是典型藝術，紅色經典雖然足夠宏大，但並不是所有的政治素材都能入文學，它還要符合文學的典型性。選材時我力求找到每一個人物或事件的最亮之點。如寫毛澤東就選他延安時期最實事求是的那一段（《這思考的窯洞》），寫周恩來就寫他最感人的無私的品德（《大無大有周恩來》），寫瞿秋白就寫他坦誠的人格（《覓渡，覓渡，渡何處？》），還有選取西柏坡等這些能代表曆史轉折的關節點。而對人物又選其命運中矛盾衝突最尖銳的那一刻，而這多是悲劇的一瞬，卻最易看到其生命的價值。如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文革”中在江西被管製勞動的鄧小平。曆史又從來是現實的鏡子，典型性就是針對性，這些已往的紅色經典移入文學作品要能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已為實踐所證明其正確；二是針對現在的問題仍有批判、指導、啟發作用；三是為讀者心中所想所思，有受眾。我嚴格遵守這三個條件，這也是為什麽作品一發表就反響較大，以後又被連連轉載和再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