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王公”和“大臣”的定義來說。
“王公”就是指著前清時代的宗室中的“王、貝勒、貝子、公”等來說；“大臣”就是指著在清末職位高的官員來說。
不過是，所謂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遺老”，隻因為這幫所謂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過相當大的職位，所以他們的黨羽也比較多，他們為非作歹的罪惡和影響也比較大。現在先從“王公”說起。
凡是夠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說都是過去清朝的貴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動統治勢力垮台以後，他們仍是在“優待條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過著不減昔日的剝削階級寄生生活。
就連一般的宗室覺羅和八旗人等，尚且由於過慣了二百餘年來的不勞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人中廢物，何況是比他們的享受生活還要超過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榮華富貴給弄得不成個樣子了。
固然，他們也都曾飽受了封建統治製度的種種熏陶感染，滿腦袋頑固的反動思想，特別是腐蝕人的紈袴習俗和靠天吃飯的消極怠惰習性，更是長期地成為他們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於擺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麽本領也沒有了。
因此，對於這些過去的王公親貴以及他們的子弟，從全麵看來，我認為是這樣的：比較好的一些人則多數是成為孤芳自賞、自視甚高的文學藝術家，經常以畫幾筆畫，吟幾首詩，或是研究一些經史子集，甚至佛學之類，來自得其樂，對於國家政治以及社會上的當前現實等，則很少有關心的了。特別是在其中，像是狹隘民族主義以及消極心理等，更是相當普遍。還由於清朝二百餘年來的所謂“家法”的限製，致使他們在那過去的長時期中，連隨便出京四十裏的機會都得不到，而隻能在北京的府中稱王，所以廣見世麵的機會，在他們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親王溥偉攜帶家屬到了大連以後，其家中的某“寶眷”曾向人發表過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們城（指北京城）外，還有這麽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寶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們在舊社會裏，所見到的所謂“世麵”是有限得很的，遠遠比不上那些曾以“趕考”起家的所謂一般“遺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