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現在請你們重新回到超我上。我們已經分派給它三種功能：自我監視、良心和（保持）理想。[51]從我們關於超我起源的講演中，可知它是以一個重大的生物事實和一個重大的心理事實為前提的：即人類兒童對其父母的長期依靠和俄狄浦斯情結；這兩個事實又是緊緊地交織在一起的。對我們而言，超我是每一個道德約束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倡導者——簡而言之，超我就是我們從心理學意義上所能把握的、被描述為人類生活更高層麵的東西。由於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響，故而，假如我們求助於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通常，父母和類似父母的權威者都按照他們自己的超我規範來教育兒童。無論他們的自我和超我達成什麽諒解，在教育兒童時，他們都是嚴厲而苛刻的。他們已經忘記自己兒童時期的種種困難，而很高興現在孩子能認同他們自己猶如認同他們的父母；在過去，他們的父母也是將這些嚴厲的約束施加在他們身上的。結果，兒童超我的形成實際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為模型。因此，超我的內容都是相同的，它成為傳統的價值判斷的載體，這些傳統的價值判斷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傳。你們不難猜到，超我對於我們理解人類的社會行為——如過失問題——有何等重要的幫助，甚至可能對教育賦予了實際的啟示。所謂的唯物史觀很可能就錯在低估了這個因素。他們摒棄超我這個因素，而主張人們的“意識形成”隻不過是同時代經濟條件的產物和上層建築。這是事實，但它很可能並非真理的全部。人類從未完全生活於現在。種族和民族的過去即傳統，是存在於超我的意識形態中的；並且，這種傳統僅是慢慢地屈從於現實的影響和種種新的變化；而且它隻有通過超我的活動，才能在人類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賴於經濟條件［參閱第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