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為原定計劃所無，嗣因第六章以下分論諸宗，於其彼此相互關係及宗派外之預備的發展，敘述不便，改增設一章以補其闕。所用資料，不免與他章間有重複。又本章務提綱挈領措出一隱括的概念，其詳細情形，或非參考他章不能了解。又諸宗重要人物，他章既有專敘，故所論從略。其他次要人物，或反加詳，驟視若繁簡失當，此皆為行文方便起見，望讀者諒察（按：分論諸宗稿未成）。
佛教傳自印度，其根本精神為“印度的”，自無待言。雖然，凡一教理或一學說，從一民族移植於他民族，其實質勢不能不有所蛻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國後，為進化，為退化，此屬別問題，唯有一義宜珍重聲明者，則佛教輸入非久，已寢成中國的佛教，若天台、華嚴、禪宗等，純為中國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論、法相、律、密諸宗，雖傳自印度，然亦各糝以中國的特色。此種消化的建設的運動，前後經數百年而始成熟，其進行次第，可略言也。
如本篇第一章所言，楚王英、襄楷時代，蓋以佛教與道教同視，或徑認為道教之附屬品，彼時蓋絕無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讖、支謙、法護輩踵興譯業，佛教始漸從學理上得有根據。然初時並不知有所謂派別，並大小乘之觀念亦無有。
翹大乘以示別於小乘，似自朱士行適於闐後也[1].然我國自始即二乘錯雜輸入，兼聽並信，後此雖大乘盛行，然學者殊不以傍習小乘為病，故大小之爭，在印度為絕大問題，在我國則幾無有。其揭小乘之幟與大乘對抗者，唯劉宋時有竺法度其人[2]，此外則慧導疑《大品般若》，曇樂非撥《法華》，僧淵誹謗《涅槃》[3]，皆可謂在我佛教史中含有懷疑精神之一種例外，然其學說今不可考見，其勢力更絕不足輕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