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帶病來參與開學典禮，很願意聽聽諸位新教授的言論及對於我們的希望。我從一九一七年（即民國六年）來到本校，參與了三年的開學典禮。一年得一年的教訓，今天又是來親受教訓的日子了。
我本來不預備說話，但蔣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談話的一部分，偏偏把“且聽下回分解”的話留給我說，所以我不能不來同諸位談談。
我暑假裏，在南京高等師範的暑期學校裏講演，聽講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時髦的教員了。這些教員是從十七省來的，故我常常願意同他們談天。他們見麵第一句話就恭維我，說我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我聽了這話，真是“慚惶無地”。因為我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我做的是新文化運動。
他們又常常問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實在回答不出來。我以為我們現在那裏有什麽文化，我們北京大學，不是人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嗎？你看最近的一期《學藝雜誌》裏有一篇《對於學術界的新要求》，對於我們大學很有些忠實的規諫。他引的陳惺農先生對於編輯《北京大學月刊》的啟事，我們大學裏四百多個教職員，三千來個學生，共同辦一個月刊，兩年之久，隻出了五本。到陳先生編輯的時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幾篇，方才敷衍過去。《大學叢書》出了兩年，到現在也隻出了五大本。後來我們想，著書的人沒有，勉強找幾個翻譯人，總該還有，所以我們上半年，弄了一個《世界叢書》，不想五個月的經驗結果，各處寄來的稿子雖有一百多種，至今卻隻有一種真值得出版。像這樣學術界大破產的現象，還有什麽顏麵講文化運動。所以我對於那一句話的答語，就是：“現在並沒有文化，更沒有什麽新文化”。再講第二問題，現在外麵學界中總算有一種新的現象，是不能不承認。但這隻可說是一種新動機、新要求，並沒有他們所問的新文化運動。他們既然動了，按物理學的定理，決不能再使不動。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這種運動的趨向，引導到有用有結果的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