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隻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說我談政治“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他可錯了；我談政治隻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隻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隻是一個方法，隻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隻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隻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隻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麵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曆史，都隻是這一個目的。我現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方法。
我的朋友們，我不曾“變節”；我的態度是如故的，隻是我的材料與實例變了。
（《我的自述》[4]）
孫伏廬說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奪去的我，替文化史奪回來。我很感謝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我的自述》）
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隻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