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
我在這幾十年的中國文學革命運動上，如果有一點點貢獻，我的貢獻隻在：
（1）我指出了“用白話作新文學”的一條路子。
（2）我供給了一種根據於曆史事實的中國文學演變論，使人明了國語是古文的進化，使人明了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什麽地位。
（3）我發起了白話新詩的嚐試。
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學革命論也隻是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一種實際應用。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