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賦稅，合幾千年的曆史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以最大多數的農民所負擔的田稅、軍賦、力役為基本，隨時代變化，而成為種種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終被看做是最重要的賦稅。其（二）
自此以外的稅，最初無有，後來逐漸發生，逐漸擴張，直至最近，才成為重要部分。
租、稅、賦等字樣，在後世看起來，意義無甚區別，古代則不然。漢代的田稅，古人稱之為稅，亦即後世所謂田賦。其收取，據孟子說，有貢、助、徹三法。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五十、七十當係夏殷頃畝，較周為小，不然，孟子所說井田之製，就不可通了）。又引龍子的話，說“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即是取幾年的平均額，以定一年的稅額。樂歲不能多，凶年不能減。
所以龍子詆為惡稅。
助法，據孟子說，是將一方裏之地，分為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一方裏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歸公家；私田所入，亦全歸私家，不再收稅。
徹則田不分公私，而按畝取其幾分之幾。
案貢法當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時征服之族與被征服之族，尚未合並為一，截然是兩個團體。征服之族，隻責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納農作品若幹。其餘一切，概非所問（此時納稅的實係被征服之族之團體，而非其個人），所以有此奇異的製度。至於助，徹，該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製度，在田畝自氏族分配於家族時代發生的（參看第二第五兩章自明）。
三者的稅額，孟子說：“其實皆十一也。”這亦不過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說明明是九一，後儒說：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各耕公田十畝，則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語粗略，計數更不精確，這是不足以為懷疑孟子的話而加以責難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