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對於我上述的兩種心理——諂媚日寇和仇視汪的雙重心情加以細密分析的話，那就可以立時清楚看出：
前者是我身為漢奸的本色；後者則是我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家天下”一貫本質。
還有，當汪精衛來看我的時候，吉岡安直自然是不肯放鬆他那旁坐監視之責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談的內容，當然也就不會出於漢奸同行相互間的慣用術語——溜須捧盛的濫調之外。例如彼此都在無恥強調著“我們應該一致協力於日本的聖戰，好來完滿達成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偉大曆史使命”之類的漢奸習用套語。
當汪正式訪問了我之後，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內回訪過他一次。而後還為他開了一個宴會。就連在那次的宴會席上，在這兩個漢奸頭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異夢的幹杯。當我們各自舉起酒杯時，當然也是要異口同音地“慶祝”一下所謂“日滿華合作萬歲”的了。從這裏不獨可以看出封建統治階級殘餘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同樣反人民的反動本質來，同時還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漢奸都是怎樣地異途同歸於賣國求榮的道路上來。特別是那種喪失民族起碼應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碼應有的氣節，拚命去諂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顏婢膝醜態，真是已經都到了異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這種不謀而合的醜態，這種心照不宣的賣國奴心情，這種使人作嘔的卑鄙齷齪麵目，現在回想起來，豈但是無以自解，簡直是羞愧得無地自容！
八、第二次訪日的內幕
關於這次赴日迎接偽“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這一陰謀的遠因來說。當那個曾在“諾門坎”事件中遭到慘重的失敗致被調回日本閉門待罪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在他臨離偽滿以前到我處來辭行時，尚還沒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陰謀毒計而含蓄頗深地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