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繪經曆寬政、文化的盛期，進入文政之後，改年號的次年，先是失去春章的繼承人勝川春英，漫畫、插畫的名家鍬形蕙齋緊接著離世（文政七年[1]逝世），又失去歌麿的好對手歌川豐國（文政八年[2]逝世）。不管是錦繪還是繪本方麵，浮世繪都呈現顯著的衰退。身為文政、天保以後的浮世繪師，這時的時局已經不似安永、天明時代那般，容許他們悠然從事這份事業了。自歌麿以後，錦繪成了江戶最有名的特產，脫離藝術的領域，完全屬於工藝品，繪本也能輕易地印刷與出版。社會對浮世繪的需求非常高，終究使它成為粗糙的商品。五渡亭國貞[3]、一勇齋國芳及其下的豐國門生，還有菊川英山、溪齋英泉[4]、鳥居清峰[5]，則是這個不幸時代的代表畫匠。（關於廣重、北齋，我已在題為《浮世繪的山水畫及江戶名勝》的論文中敘述，此處不提。）
現在來看看各家的作品，就美術的價值來說，他們本來就比不上春信、清長、榮之等人，然而，畫中男女的衣著流行、房屋及庭院的模樣，有部分接近我們今日的生活，偶爾我會即刻與自己目前的環境相比，反而有種不同的樂趣。國貞、國芳等人描繪的婦女，不似春信的女子，毫無困意；不似歌麿的女子，梳著大型發髻，插著大型梳子。不管是深川還是吉原，無論町風[6]還是屋敷風[7]，天保以後的浮世繪美人總梳著島田崩[8]，穿著兩層小紋和服[9]，或是以梳子挽起的發髻，披著短外套，穿著絞染的浴衣，目前還能在不少東京妓女身上看到這樣的風俗。那些屋子也有格子拉門、防盜尖刺圍牆、竹製的室外簷廊、以拆除的船板搭成的圍牆，還有風流典雅的小庭院，也是如此。對我來說，除了美術價值之外，更是我無法輕易舍棄江戶末期浮世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