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提與結論成了循環辯證。假設分析情境不是由分析手法塑造而成，且正向與負向的移情並未被合理地掌握住，那麽我們既不可能得出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結果，也無法祈求兒童能夠在麵對分析治療與分析師的過程中，自行獲得解脫。關於這一點，我稍後會更加詳盡地探討，在此我僅做一小結，說明為何我認為安娜·弗洛伊德傾全力誘引正向移情，同時減少對分析師反製性的負向移情之做法，不僅在技術上有所謬誤之外，事實上和我的方法比起來，也會對孩童父母更加不利，畢竟負向移情會自然地導向孩童日常生活中的聯想客體。
在第四篇演講文中，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少再度暴露出這種惡性循環的結論，而且特別明確。關於“惡性循環”一詞我曾解釋過，意指由某些前提推演出的結論，爾後又被用來當作印證的論證法。略舉其中一項看似謬誤的結論為例：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在兒童分析中，欲克服兒童論說能力不足的障礙，是極不可能的。不過她也語帶保留：“至少直到我執業至今，若按照我所提過的那些技術來做的話。”然而緊接著，她卻附上了一段具有定理性質的說明，她解釋道，當我們分析成人時，對於早期童年時期的發現，“正是透過一些自由聯想與詮釋移情反應（transference-reactions）的方法所揭露出來，也就是那些在兒童分析中不管用的方式。”在書中好幾處，安娜·弗洛伊德強調，為配合兒童的心智，對兒童的分析應該改變方法。然而她卻在未經實務操作的測試下，對我研發的一些具有理論基礎的技術提出質疑。不過，我已經透過實際的應用，證實這個技術的確可幫助我們從兒童身上，擷取到比成人分析更為豐富的聯想元素，進而做到更深層的洞察。
從我自身經驗所得出的結果，讓我對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在成人分析中用以偵查病人早期童年的兩項技術（亦即自由聯想與移情反應之詮釋）並不適用於兒童分析的說法，不得不加以強烈駁斥。我甚至相信，正是兒童分析此特殊領域，尤其是針對幼童的研究，為我們的理論提供了有益的貢獻，因為唯有當兒童分析更加深入，許多在成人分析中晦澀不明的細節才得以見之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