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為這本書（即《精神分析的發展》，參見《關於焦慮與罪疚的理論》的說明性批注）提供的文章中，我從我的朋友勞拉·布魯克（Lola Brook）那裏獲得了有價值的協助。她仔細地看過我的手稿，並且在數據的論述與安排方麵提供了許多有幫助的建議，我非常感激她對我的作品持續不減的興趣。】 （1952）02
如同本章稍早所討論的，當嬰兒內射了比較令他安心的外在現實，他的內在世界也會得到改善，而這一點又通過投射而有助於改善他所感覺到的外在世界圖像，於是當嬰兒一再地重新內射更現實與更令他安心的外在世界，並在某種程度上也於內在建立了完整與未受傷的客體時，超我的組織方麵也發生了根本的發展。不過，當好客體與壞客體彼此靠近在一起時（壞的方麵被好的方麵所緩解），自我和超我之間的關係就發生了改變，也就是說，自我對超我循序漸進的同化發生了。（見本章末，批注二）
在此階段，修複受傷客體的衝動開始充分運作，正如我們稍早知道的，這種傾向與罪疚感是密不可分的。當嬰兒感覺到他的破壞衝動與幻想是指向所愛客體的整個人時，便引發了強烈的罪疚感，伴隨著想將受傷的所愛客體修複、保存或複蘇的迫切衝動。在我看來，這些情緒等同於哀悼的狀態，而運作的防禦則等同於自我企圖克服哀悼。
由於修複的傾向基本上是來自生本能，靠的是力比多的幻想與欲望，這一傾向參與了所有的升華，並且從這一階段開始，一直是遠離與降低抑鬱的良方。
似乎在早期階段裏，心理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麵都被自我用來防禦焦慮，修複傾向（首先以全能的方式運作）也變成了一種重要的防禦。嬰兒的感覺（幻想）可以被描述如下：“我的母親不見了，她可能再也回不來了，她在受苦，她死了。不，這不可能，因為我可以救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