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寫大事大情大理
近年編書之風日甚，一編者送來一套文選，皇皇三百萬言，分作家卷、學者卷、藝術家卷，共八大本。我問：“何不有政治家卷？”問罷，我不由回視書架，但見各種散文集，探頭伸脖，擠擠擦擦，立於架上，其分集命名有山水、詠物、品酒、賞花、四季、旅遊，隻一個“情”字便又分出愛情、友情、親情、鄉情、師生情等，恨不能把七情六欲、一天二十四小時、天下三百六十景都掰開揉碎，一個顆粒名為一集。“選家”既是一種職業，當然要盡量開出最多最全的名目，標新立異，務求不漏，這也是一種盡職。但是，既然這樣全，以人而分，歌者、舞者、學者、畫者都可立卷；以題材而分，飲酒賞月，卿卿我我，都可成書，而政治大家之作，驚天動地之事，評人說史之論，反倒見棄，豈不怪哉？如果把文學藝術看作是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與政治上綱上線，文學必須為政治服務，當然不對。過去也確曾這樣做過。但是如果文學遠離政治，把政治題材排除在寫作之外，敬而遠之，甚至鄙而遠之，也不對。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大題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見少，必定導致文學的衰落。什麽事能激勵最大多數的人？隻有當時當地最大之事，隻有千萬人利益共存同在之事，眾目所矚，萬念歸一，其事成而社會民族喜，其事敗而社會民族悲。近百年來，諸如抗日戰爭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人幫”覆滅、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香港回歸等，都是社會大事，都是政治，無一不牽動人心、激動人心。
夫人心之動，一則因利，二則因情。利之所在，情必所鍾。於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國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國家利益、民族感情。隻有政治大事才能觸發一個國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君不見延安慶祝抗戰勝利的火炬遊行，1949年共和國成立慶典上的萬眾歡聲雷動，1976年天安門廣場上怒斥“四人幫”的黑紗白花和汪洋詩海，香港回歸全球所有華人的普天同慶，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萬民之情自然地爆發與流露。文學家、藝術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洛陽紙貴，萬人空巷，但即便是一萬部最激動人心的作品加起來，也不如一件涉及國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牽動人心。作家、藝術家既求作品的轟動效應，那麽最省事的辦法，就是找一個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題材，借勢發力，再賦予文學藝術的魅力，從大事中寫人、寫情、寫思想，升華到美學價值上來，是為真文學、大文學。好風憑借力，登高聲自遠，何樂而不為呢？文學和政治，誰也代替不了誰，它們有各自的規律。從思想上講，政治引導文學；從題材上講，文學包括政治。政治為文學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堅、更挺，光彩照人，卓立於文章之林；文學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麗、更可親可信。它們是相輔相成的，不能絕對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