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的目標，對於英國人來說，就是擴大貿易，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以便讓中英貿易，其實也是中國與世界的貿易盡早平衡；對於清政府來說，五口通商可以大幅度減弱廣東在全國政治架構中的分量，以“眾建”通商口岸，降低廣東一口獨大的地位和廣東不可一世的社會風氣。至少在那些參與談判的中國大臣看來，五口通商不僅不會影響清政府財政收入，而且對於遏製吏治腐敗，純潔社會風氣，均衡全國經濟布局，促進整體發展，都會有出其不意的好處。
然而，這項對中英兩國都有好處的事情卻在廣東遇到了障礙，廣東人的反對出人意料地激烈。
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之前，與世界交往最多的肯定是廣東人。他們與外部世界通商的曆史至少有三百年以上。廣東人較內地中國人更多地知道外國和外國人的真實情形，在很長時間與外國人相安無事，說說鳥語，掙點外匯，賺點溝通中外商業往來的中介費，生活不土不洋不中不西，與內地相比，知道世界；與外國人相比，知道中國。這是近代中國曆史上一批非常獨特的人群。
及至五口通商，廣東在溝通中外方麵的地位迅即衰落。新開放的四個通商口岸有兩個在江浙，如果從地理區位來說，先前貿易份額比較大的江浙地區肯定不會舍近求遠，離開熟門熟路，或許還有多種關係的江浙口岸繼續轉赴廣東。至於整個華東、華北，甚至華中許多地方，其實都麵臨這樣的問題。於是，上海在五口通商後迅速崛起，漸漸取代廣東在全國經濟中的領先地位。廣東慢慢沒落，生意越來越蕭條。
麵對此情此景，先前專吃中外商業中介這碗飯的人心中充滿憤怒，他們覺得這場戰爭的最大受害者不是被劃出去的香港，也不是朝廷拿出來的那些銀子，而是他們這些靠山吃山的人。他們當然不會理解中英談判的主旨和意義，不理解中英貿易均衡的意義，不理解五口通商對中國未來的價值。他們所知道的非常簡單，就是五口通商不僅使外國商人被無端分流到另外四口，而且使國內商人也因為五口通商不再來廣東消費了。先前依附在十三行之下的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程度不同受到打擊，滾滾財源就被這一紙文書而禁絕。他們不敢恨朝廷，但他們敢恨英國人。因此，等到《南京條約》達成，廣東十三行生意明顯蕭條，原本最開通的廣東人突然變成最激進的排外主義者，以為廣東現在的不景氣，都是這些洋人惹的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