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千年帝製時代，所謂國家其實就是皇帝和他家族的私產。皇帝、皇族的先人打天下坐天下，他們這些皇子皇孫自然就是守天下保天下，所以皇族一直是政治的中心，是政治統治的中堅力量，他們對體製的忠誠，在關鍵時刻衝鋒在前保家衛國，都是不必懷疑的。但是，出於權力均衡和穩定，曆朝曆代對皇族的權力都有所約束，都不會容忍這些皇親國戚對國政進行肆無忌憚的幹預或介入。朝廷一般用厚養的辦法交換這些皇族手中的籌碼，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
滿洲人定鼎中原之後其實也是這樣做的。清初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雖然讓來自各個山頭的滿洲貴族參與政治，但實際上也是對皇族特權的一種遏製，是以一種集體的力量約束著皇族中的強勢者。直至議政王大臣會議解體，清廷的政治權力始終集中在皇帝手裏，輔佐皇帝的是一個具有比較廣泛來源的軍功貴族階層，而不是皇帝近親。
皇族介入實際政治幹預政治，實際上是從同治年間開始的。更準確地說，就是1860年恭親王和慈禧太後等聯手發動宮廷政變後。兩宮垂簾聽政，恭親王以議政王名義兼領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首席大臣。這個做法雖然符合論功行賞的原則，也合乎當時的政治實際，但這個行動和持續性堅持，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違反了祖製，屬於皇族幹政。140
恭親王的例子並沒有很快結束，相反由於慈禧太後變成了慈禧皇太後繼續操弄權力，政治中心在很長一段時間應該說有所偏移，這就為皇族持續幹政提供了借口，不僅恭親王繼續擔負著實際的政治責任，其他王爺也在這個過程中紛紛走上前台，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現實政治。
皇族從事實際政治當然不能說是絕對壞事。有時候，特別是當政治危機發生時，皇族這些人畢竟是政治上最忠誠的鐵杆。我們看到甲午戰敗，大清國麵臨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機，當政治改革不得不發生時，恰恰是皇族這些鐵杆維護著大清江山的滿洲性質。不論是首席軍機恭親王，還是總理衙門大臣剛毅、直隸總督榮祿，他們在推動維新運動的同時，都堅守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線，就是嚴防康有為等年輕一代漢人政治家以政治變革為名暗渡陳倉，保中國不保大清。141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必須承認皇族對體製的政治忠誠度遠高於康有為那些力主維新的人。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