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古代，這種獨善主義還有存在的理由；在現代，我們就不該崇拜他了。古代的人不知道個人有多大的勢力，故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人總想，改良社會是“達”了以後的事業，——是得君行道以後的事業；故承認個人——窮的個人——隻能做獨善的事業，不配做兼善的事業。古人錯了。現在我們承認個人有許多事業可做。人人都是一個無冠的帝王，個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會的事。去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何嚐是“得君行道”的人做出來的？知道個人可以做事，知道有組織的個人更可以做事，便可以知道這種個人主義的獨善生活是不值得摹仿的了。
第三，他們所信仰的“泛勞動主義”是很不經濟的。他們主張：“一個人生存上必要的衣食住，論理應該用自己的力去得來，不該要別人代負這責任。”這話從消極一方麵看，——從反對那“遊民貴族”的方麵看，——自然是有理的。但是從他們的積極實行方麵看，他們要“人人盡勞動的義務，製造這生活的資料”，——就是衣食住的資料，——這便是“矯枉過正”了。人人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就是人人要加入這生活的奮鬥。（周作人先生再三說新村裏平和幸福的空氣，也許不承認“生活的奮鬥”的話；但是我說的，並不是人同人爭麵包米飯的奮鬥，乃是人在自然界謀生存的奮鬥；周先生說新村的農作物至今還不夠自用，便是一證。）現在文化進步的趨勢，是要使人類漸漸減輕生活的奮鬥至最低度，使人類能多分一些精力出來，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業。新村的生活使人人都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根本上否認分工進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奮鬥，是很不經濟的。
第四，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的根本觀念就是周先生說的“改造社會，還要從改造個人做起。”我對於這個觀念，根本上不能承認。這個觀念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在於把個人看作一個可以提到社會外去改造的東西。要知道個人是社會上種種勢力的結果。我們吃的飯，穿的衣服，說的話，呼吸的空氣，寫的字，有的思想，沒有一件不是社會的。我曾有幾句詩，說：“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當時我以為把一半的我歸功社會，總算很慷慨了。後來我才知道這點算學做錯了！父母給我的真是極少的一部分。其餘各種極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識、技術、習慣……等等，大都是社會給我的。我穿線襪的法子是一個徽州同鄉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結能不散開，是一個美國女朋友教我的。這兩件極細碎的例，很可以說明這個“我”是社會上無數勢力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