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集子前麵說話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說得近於誇張了自己麵上說不過去，過分謙恭又似乎對不起讀者。最幹脆的辦法是什麽話也不提，好歹讓詩篇它們自身去承當。但書店不肯同意；他們說如其作者不來幾句序言，書店做廣告就無從著筆。作者對於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書賣得好不僅是書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稅也跟著像樣，所以書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實上我已經費了三個晚上，想一篇可以幫助廣告的序。可是不相幹，一行行寫下來隻是仍舊給塗掉，稿紙糟蹋了不少張，詩集的序終究還是寫不成。
況且寫詩人一提起寫詩他就不由得傷心。世界上再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不但慘，而且寒傖。就說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長髭須的，但為了一些破爛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經撚斷了多少根想像的長須！
這姑且不去說它。我記得我印第二集詩的時間曾經表示過此後不再寫詩一類的話。現在如何又來了一集，雖則轉眼間四個年頭已經過去。就算這些詩全是這四年內寫的（實在有幾首要早到十三年份），每年平均也隻得十首，一個月還派不到一首，況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詩固然不能論長短，如同Whistlerb說畫幅是不能用田畝來丈量的。但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得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拇指給掐死的。天呀，哪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裏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哪天我們這些細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說到我自己的寫詩，那是再沒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裏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還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幹。我這樣一個人如果真會成為一個詩人——那還有什麽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