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我對敘利亞社會改革的意見，則與大多數忠於自己祖國誌士仁人的部分主要見解相吻合，所不同的隻是關於一個民族要實現真正不斷進步須走什麽樣的路而已。過去，我隻認為敘利亞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而今天，我則認為她是個病夫——患了兩種慢性病的病夫，其一是因循守舊病，其二是傳統習慣病。我曾久久思考用什麽藥來醫治這兩種病，認為最好的藥莫過於刮一場思想颶風，摧毀其枯枝，卷走其腐葉，讓國中隻留下能夠耕種土地的強手和熱愛真理與公正的純潔思想。以前，我隻認為綿軟的話語和充滿愛意的思想會喚醒呆鈍的靈魂，愈合傷口，除去令人討厭的麵疤；今天呢，我則認為我們無力喚醒靈魂，也不能愈合傷口，除非借助於烈火，將疾病燒掉，令其不為新病所取代，徹底根除病疾，使之不再轉化成另一種疾病。如今，東方缺乏一種絕對的新生力量，它既憐憫消極怠慢者，也不同情暮氣沉沉之輩，更不寬容那些隻拿言辭教訓他人，而自己卻不從中受到教育的人們。東方人，尤其是敘利亞人，他們對宗教頭領和思想領袖十分寬容，從不違抗明知人們窮，但卻總是忙於聚斂錢財的大主教；他們從不唾棄大寫特寫美德，而自己卻盡幹缺德事的新聞記者；他們從不罷免對法律陽奉陰違的審判官。先生，東方人今天需要堅持改革原則的激進人士，因為溫和害多利少——社會事務上的溫和是一種消極情感，類似於使徒保羅談及的溫水。
先生，有句話我曾對我的歐美朋友說過許多遍，現在請允許我向您再說一遍：你們所從事的光榮工作，你們向青年靈魂中灌輸的正確原則及使你們單獨站立在拿薩勒人耶穌威嚴麵前的偉大勇氣，必將使你們對我們今天曆史的記憶成為鎖鏈上的一個金環，而且將你們的名字記錄在上帝的隱形之手寫的真理與義務一書上。烈士時代尚未過去，誰犧牲得慢，誰的功勞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