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前者開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個學生。1889年，我在南錫拜訪他，並且我把他的一本有關暗示的書譯成了德文，我運用催眠治療多年，起初用“抑製性暗示”（prohibitory suggestion），後來則與布洛伊爾的詢問患者的方法相結合使用。因此，我可以根據廣泛的經驗來談論催眠或暗示治療的結果了。如果根據古人有關醫學的見解，一個理想的療法應迅速、可靠，並不為患者所厭惡，伯恩海姆的方法實現了至少兩個這種要求。它能夠迅速起效——或者說要比分析治療快得多，並且它既不會引起患者的困擾，也不會引起其不愉快。但在醫生看來，在長期的治療過程中它顯得很單調；因為無論對什麽人，他都運用同樣的方式，阻止各種各樣症狀的出現，而無法了解症狀的意義。它是機械的工作，而非科學的活動，並且它具有江湖術士的意味，然而為了患者的利益，這一點可以不計較。要說明的是，這種治療缺乏第三種品質：這種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這種方法，而另外一些則不能。對於一些患者來說，它很起效，而對於另外一些來說則不然，並且人們根本不知道這是為什麽。更為糟糕的是這種治療結果不能持久；過了一段時間後，你就會聽到患者又舊病複發，或得了新的病症。盡管可以再次給他催眠，但在其周圍會有一些有經驗的人告訴他，勸他不要再由於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並像服用了麻醉藥一樣嗜此成癖。當然有時實施催眠法之後，也如人所願，經過幾次努力，獲得了成功，並可以使療效永久保持。但決定這種有益結果的條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過短暫的催眠治療，完全治好了一位婦女患者，但她突然無緣無故地對我感到怨恨，並舊病複發。後來，我又再次醫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對我再次表示憤恨。還有另外一次，還是一位婦女患者，我曾通過催眠多次地使她擺脫神經症狀態，但在我有一次為她治病時，她突然用雙臂緊緊地抱住我的脖子。出現了這種情況後，人們不可避免地（無論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療中人的權威性的本質和起源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