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量度心物兩方麵可能性之極限——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變其環境質言之，則心對於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通無窮的宇宙為一曆史，則此極限可謂之無。若立於“當時”“此地”的觀點上，則兩者俱有極限明矣。在雙極限之內，則以心的奮進程度與物的障礙程度強弱比較，判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國政治，若從障礙力方麵欲至於恢複帝製，此其不可能者也；若從奮進力方麵欲立變為美國的德謨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礙力方麵之極限，則可以使惰氣日積，舉國呻吟憔悴，曆百數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監督統治。奮進力方麵之極限，則可以使社會少數優秀者覺醒，克服袁世凱之遊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曆若幹年，成立多數政治。史家對於將來之豫測，可以在此兩可能性之大極限中，推論其果報之極限。而予國民以一種暗示，喚醒其意識而使知所擇，則良史之責也。
第八，觀察所緣——有可能性謂之因，使此可能性觸發者謂之緣。以世界大戰之一史團而論：軍國主義之猖獗，商場競爭之酷劇，外交上同盟協商之對抗……等等，皆使大戰有可能性，所謂因也；奧儲被刺，破壞比利時中立，潛艇無製限戰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團而論：國人種族觀念之鬱積，晚清政治之腐惡及威信之失墜，新思潮之輸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謂因也。鐵路國有政策之高壓，瑞澄之逃遁，袁世凱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因為史家所能測知者，緣為史家所不能測知者。治史者萬不容誤緣為因，然無緣則史跡不能現，故以觀所緣終焉。
因果之義，晰言之當雲因緣果報。一史跡之因緣果報，恒複雜幻變至不可思議。非深察而密勘之，則推論鮮有不謬誤者。今試取義和團事件為例，供研究者參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