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列傳之標題，《史》、《漢》尚少，後出愈多，史公列日者、龜策，已甚無謂。刺客後不常有，滑稽亦無須標目，獨貨殖為重要。民間營利之事，食非貨誌所載者，固當詳為紀述，至儒林、文苑之分，出於不得已，未可厚非。
叛逆之名，《新唐書》始有之，前此唐修《晉書》，王敦、桓溫並未別立叛逆之號。餘謂列傳標目與否，當以人數為斷。多則宜標，少則宜省。儒林、循吏人非少數，固當標出。至於叛臣，人數實少，何必標也？
《奸臣傳》之名亦後起。奸臣與佞臣有別，若董賢為禍之大，但入佞幸傳。奸臣當謂能害人者，不能害人，不得稱奸臣也。唐有《奸臣傳》，清史無之，若和坤輩隻可稱佞臣耳。
《晉書》始有《忠義傳》，其後凡一戰而死者，皆入《忠義傳》。然則昭忠祠血食之士，無慮千萬，皆可列入耶？方望溪、全謝山迂腐之見，以《史》、《漢》無《忠義傳》為憾，不知其人果卓然有所表見，入列傳可矣，何必標忠義之名哉？
《宋史》於儒林之外，別立《道學傳》。後之論者，謂宋人重道學而輕儒林。然史公於《儒林傳》列說經之士，孟、荀大儒則特立一傳，附以九流，由此知後世儒林、道學之分亦非無見。唯孟、苟僅二人，故不別為標題耳。錢竹汀謂宋世表章道學，程、朱諸賢應特立傳，不必列入道學傳，斯言得之。
《列女傳》起於《後漢書》，劉向別為《列女傳》。有事即書，不別賢否，如蔡文姬節義有虧，而《後漢書》亦傳之。其後變列女為烈女，稍有失德，即遭貶棄。自唐以來皆然，此失古人之意者也。
二、史之優劣
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書第一。宋人乃以歐陽《五代史》比《史記》。其實何可比也？非徒文章不可比，即事跡亦不可比。《史》、《漢》本並稱，六朝、隋、唐已有《史》、《漢》優劣之論，方望溪必欲推尊《史記》，壓倒《漢書》，實非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