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濟的事業，無論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濟事業之量，決不能等於社會上需要救濟之量，這是有其理論上的根據的。因為救濟人者，必先自覺有餘，然後能斥其所餘以救濟人。然救濟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於所救濟的人，因而他所拿出來的，均攤在眾人頭上，必不能使被救濟者之生活程度，與救濟之者相等。而人之覺得足不足，並不是物質上真有什麽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狀況相比較的。如此，故被救濟者在心理上永無滿足之時。又在現在的社會組織之下，一個人的財富，往往是從剝削他人得來的，而他的自覺有餘必在先，斥其餘以救濟他人必在後。自剝削至於救濟，其中必經過相當的時間。在此時間之中，被剝削者，必已負有很大的創傷，即使把所剝削去的全數都還了他，亦已不彀回複，何況還不能全數還他呢），於是不得不有抵賣之品。而貧民是除田地之外，無物可以抵賣的。如此，地權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難維持永久。何況並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調劑土滿和人滿，總不能沒有移民，而在現在的文化狀況之下，移民又是很難實行的。所以此等平均地權的方法，不論事實，在理論上已是很難成立的了。
據記載，唐朝當開元時，其法業已大壞。至德宗建中元年（民國紀元前1132年，即公元780年）。楊炎為相，改租庸調法為兩稅，人民的有田無田，田多田少，就無人過問了。自晉武帝太康元年（民國紀元前1632年，即公元280年）。平吳行戶調法至此，前後適500年。自此以後，國家遂無複平均地權的政策。間或丈量，不過為平均賦稅起見，而亦多不能徹底澄清。兼並現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利害的，為南宋時浙西一帶的兼並。因為這時候，建都在臨安，浙西一帶，闊人多了，竟以兼並為事。收租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