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看望96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談話間我提到：“您關於古代東方語言的研究對現在有什麽用？”先生說：“學問不能拿有用無用來衡量，隻看它是否精深。當年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有什麽用？”
一語如重錘，敲醒了我懵懂的頭腦。
是的，對學者來說，做學問單單是為了有用嗎？顯然不是。不但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時不這樣問，就是哥白尼研究天體運動，達爾文研究生物進化，愛因斯坦研究相對論都不這樣問。如果隻依有用無用來衡量，許多人早就不做學問了。哥白尼直到臨死前，他的《天體運行》才出版，這時他已雙目失明，隻用手摸了一下這本耗盡他一生精力的書便辭世了。開普勒發現了眾星運動規律後說：“認識這一真理已實現了我最美好的期望，也可能當代就有人讀懂它，也可能後世才有人能讀懂，這我就管不著了。”類似的話許多學者、科學家都說過。
他們不管，誰來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實踐層麵的人：技術人員、設計師、企業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會這樣就接續發展，科學技術、學術就這樣不斷進步。愛因斯坦發現了相對論後，又經過了四十年，這期間通過許多技術人員包括組織管理者的努力，第一顆原子彈才爆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稍有區別，但也有一些看似無用的東西要人去靜心研究。馬克思本來身在工人運動第一線，當他深感工人運動缺少理論支持時，就退出一線去研究《資本論》等理論（當然，他還是同時關心著實踐）。當時他已窮得揭不開鍋，說：“從來沒有像我這樣一個最缺少貨幣的人來研究貨幣”。如果為了有用，他最應該去經商，先賺一把貨幣。他的經濟、哲學、社科理論讓後來實踐層麵的革命家、管理者演繹出一個轟轟烈烈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