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實事求是”的阻力與動力
實事求是為什麽這樣難
改革開放已三十多年，建國已六十年，馬上又是建黨90周年，可以說從1921年建黨以來，我們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實事求是。人們感歎，實事求是為什麽這麽難。
實事求是，說易也易，說難也難。
說它容易，是因為客觀事物擺在那裏，你隻要不是有意歪曲它，照實去說、去做、去辦事，應該不難。
說它難，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來自客觀方麵的。“求是”是探求客觀規律，而規律常為現象所掩蓋。人們要經過長期的實踐、摸索、失敗、總結，才能得出那麽一點真知。這在自然科學最為明顯。比如我們最熟悉不過的陽光、空氣、水。直到1665年，牛頓才發現光是七色的，解釋了彩虹現象。直到1777年，才由法國科學家拉瓦錫發現空氣中的氧氣，可以助燃，可以活命，氧和氫可以組成水。而這之前一百多年人們認為燃燒是因為有“燃素”，與空氣無關。這是一個多麽漫長的過程，你得慢慢地摸索。每一項科研成果的取得，無不如此。
另一方麵是來自主觀的，人為因素。人不論是進行科學實驗還是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等社會活動，都要相互合作。這時候我們發現與人合作原來比與一塊石頭、一根木棍的合作要難得多。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思想，都有一個“主觀”的自我。你要說服他實在難。於是就爭論，就吵架。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自建黨、建國以來就沒有停止過爭論。不光是我們，古今中外都這樣。爭吵，在家裏最多是夫妻吵架摔盆打碗，在一個黨、一個國家，就是路線、方針之爭，一錯就是幾十年，船大難掉頭，改正又是幾十年，你說難不難。在紅軍時期，井岡山根據地要聽上海王明黨中央的，上海要聽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共產國際派了一個德國人李德，十萬紅軍都要聽他瞎指揮。根據地丟失，死傷無數。彭德懷氣得大罵：“崽賣爺田不心痛。”用這麽慘重的教訓，才換來一個遵義會議，一條正確路線。但這並不能保證以後不犯錯，果然後來我們又連連失誤。於是，我們不得不在事後一次又一次地總結教訓，一次又一次地重提實事求是。相對來講，來自客觀方麵的影響比來自主觀方麵的影響要少一些，這也就是為什麽，自然科學研究比革命、建設、治國、處世更易接近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