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毛澤東怎樣寫文章

第35章 用文學來翻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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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建黨90周年,散文集《紅色經典》再版,編輯約談一點創作體會。

我一直認為文章寫作主要有兩個目的:為思想而寫,為美而寫。文章最後作用於讀者的或是思想的啟發,或是美的享受,可以此多彼少,當然兩者俱佳更好。文章的題材可以是多樣的,有的便於表現美感,如山水;有的便於表達思想,如政治。但政治天生枯燥、抽象,離普通人太遠。其中雖含有許多大事、大情、大理,卻不與人“親和”,難免敬而遠之。怎樣既取其思想之大,又能生美感,讓人愉快地接受,就得把政治翻譯為文學——發揚其思想,強化其美感。文學是藝術,如同繪畫、音樂一樣,專門給人美的享受,但它又不像繪畫、音樂那樣是純形式藝術,它有內容,有靈魂,內容美加形式美有更強的震撼力。

寫政治題材的文章,不怕缺思想,因為那些經典的思想早已存在,它比作家自己苦想出來的不知要高出多少。怕的是翻譯不好,轉換不出文學的美感。而一般讀者首先是為了審美而閱讀,如果隻是為了思想,寧可去看政治或學術讀物。這種翻譯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其主要體會如下。

一、選擇適合的典型

用文學翻譯政治就是借政治人物、事件的光芒來照亮文學領地,照亮讀者的心。文學是典型藝術,紅色經典雖然足夠宏大,但並不是所有的政治素材都能入文學,它還要符合文學的典型性。選材時我力求找到每一個人物或事件的最亮之點。如寫毛澤東就選他延安時期最實事求是的那一段(《這思考的窯洞》),寫周恩來就寫他最感人的無私的品德(《大無大有周恩來》),寫瞿秋白就寫他坦誠的人格(《覓渡,覓渡,渡何處?》),還有選取西柏坡等這些能代表曆史轉折的關節點。而對人物又選其命運中矛盾衝突最尖銳的那一刻,而這多是悲劇的一瞬,卻最易看到其生命的價值。如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文革”中在江西被管製勞動的鄧小平。曆史又從來是現實的鏡子,典型性就是針對性,這些已往的紅色經典移入文學作品要能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已為實踐所證明其正確;二是針對現在的問題仍有批判、指導、啟發作用;三是為讀者心中所想所思,有受眾。我嚴格遵守這三個條件,這也是為什麽作品一發表就反響較大,以後又被連連轉載和再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