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四談》序
在中國曆史上，凡社會變動都會伴隨著文風的變化。這也好理解，文章、講話、文藝作品都是表達思想的，形式要服從內容、表現內容。一個人在戲台上穿戲服，在球場上就穿運動服，服裝隨著動作內容變。正當十八大閉幕不久、十二屆全國人大召開之際，各方麵的工作都待一變，文風亦有一變。
文風從來不是一股單獨的風。它的背後是黨風、政風、官風、民風、商風及社會、時代之風。一個社會，經濟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則浸潤其間，溢於言表。凡一種新風，無論正邪，必先起於政而發於文，然後回旋於各行各業各階層大眾之間，最後才現於文字、講話、藝術及各種表演。如宋玉所說：“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所以，當我們驚呼社會上出現某種文風時，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氣候。文風這個詞雖是中性的，但通常隻要一單獨提出，多半是出了問題。所以黨史上治理文風從來是和治理黨風、政風連在一起的。影響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清算”和反對“黨八股”。
遠的不必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有三次大的文風問題。一是1958年及之後兩三年的浮誇之風，上麵講大話，“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報上登畝產幾萬斤，機關煉鋼鐵，公社辦大學，文藝作品口號化。二是“**”的極“左”之風，全民處於個人迷信、政治癲狂的狀態，報紙成了政治傳單，文學作品“高、大、全”，舞台上隻剩下樣板戲。三就是我們現在麵臨的文風了，習近平同誌概括為“長、空、假”，他說：“當前，在一些黨政機關文件、一些領導幹部講話、一些理論文章中，文風上存在的問題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現為長、空、假。”
“五八之浮”“文革之左”“現在之假”，這是我們六十多年來的“文風三痛”。正如恩格斯所說，人對自然的每一次破壞都要遭到報複。1958年的報複是餓肚子、死人；“文革”的報複是國家瀕臨崩潰；對現在“長、空、假”的報複是信任危機，離心傾向加重。所以十八大新班子一上台就疾呼整頓文風，當然也還有其他方麵的工作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