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了，總為那次采訪後未能給你寫一篇稿而內疚。那實在是一次最普通的采訪，你也實在是一位最普通的女教師，做了一些最平常的事。以至於當時我都沒有想到要記筆記，現在連你的名字都已忘掉，隻記得姓白。
那天我在教研室裏等你，四張桌子，幾個條凳，桌上是小山一樣的作業本、教材、參考書，屋角幾個木櫃，櫃頂上是圓錐、圓柱等教具模型。你剛下課回來，方圓臉膛，微胖的身子，已四十五六歲年紀。手裏托著一個大三角板，一隻木圓規，衣襟上還有一些粉筆末子。我們寒暄幾句，開始說話。如果說特殊的話，是你的身體。剛才進門時我就注意到你走路的姿勢，話就從這裏開始。“**”時，你才二十多歲，那正是一個女人一生中最有資本在男人麵前驕傲，在事業麵前憧憬的年華，也就在這時你精神上遭到從未有的折磨，腰也受了傷。你躺在單人宿舍裏，周圍整日是喧鬧的紅海洋，你卻如在冰窖，心中一片死寂。“文革”後，你到北戴河治病，隔著玻璃窗，望海麵潮漲潮落，船來帆去，你的心複活了，但隻活了一半，家是不成了，業卻一定要立。一出醫院，你就上了講台，拚命工作，開始打這場無後方的持久戰。四十五分鍾站下來，你就腰痛如折。講課時，你無論是右手持書，或是在黑板上寫字，左手總是輕扶教桌，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是一種特殊的風度。你常在轉身時偷擦一把額上的冷汗，但那樣子好像隨便撥一下額前的短發。你的抽屜裏常有止痛片和止痛針，隻要骨頭縫裏泛起一陣酸楚，那劇烈的腰痛就要發作了，你趕快往嘴裏按上幾粒藥，要是上課鈴快響了，藥力已來不及，你就自己紮上一針。
你是一架帶病運轉的機器，不靠電、不靠油，是靠燃燒毅力來驅動，竟一天不停地轉了十多年。你實現了出院時的誌願，成了全校、全市的教學尖子，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登上了天安門城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