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引入“額外的大量流動性注入、額外的信用貨幣擴張”，乃是90年代當家人對於解決當日經濟困境開出的藥方，然而，夢想是美好的，現實卻是殘酷的。“改革開放”的口號喊了十幾年，到了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依然是世界貿易體係WTO（世界貿易組織）之外的看客。充其量，中國僅僅是“日元經濟圈”中最低級的成員，承擔著為日元經濟圈中所有成員提供原材料（如木材）、能源（如石油煤炭）、資源（如稀土）和最初級加工的產品（如紡織品）的角色，在這個背景下，沒有多少國際資本進入中國。
《資本論》中提到這樣一句話，“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話說到了資本的本質上，在這個資本一統天下的世界上，資本的追求僅有一個，那便是利潤，如果說還有別的要求的話，那就是更高、乃至於最高的利潤。我們反複強調的“High Return，Low Risk”（高回報，低風險），也不過是這個原理的衍生而已。
換言之，要想引入大量資本進入中國，必須對國內進行改革，製造出為國際資本帶來高回報(High Return)甚至是最高回報(Highest Return)的環境來。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將本國生產要素成本降到全球最低，我們回首當日改革，便會發現，這就是90年代當家人的指導思想。
在當時的改革措施裏麵，最有魄力的，莫過於當日的國企改製。所有的國有企業之中，對於大企業和重點企業，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對於中小企業，則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給私人資本去經營）。而對於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國企工人下崗，對其工齡以少量資金實行“買斷”，從而推向社會，令其自謀職業和出路——這是“尷尬年代中最尷尬的人”所承擔的重擔和成本，但是這絕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