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烘焙著我們，時而高溫煎烤時而急凍冷藏；一眨眼，十四個年頭在冷熱之間蒸發了，當年意外來報到的紅嬰兒，如今已長成翩翩少年。當一個媽實在不容易。
梅雨在窗外低吟的此刻，重讀十一年前書寫的這本“母愛賬簿”，竟興起忽而清醒忽而癡迷的醉意。清醒是，字裏行間保留的“育嬰現場”一經閱讀都又重現了，曆曆在目。癡迷是，我仍是這副身驅，照理說育嬰過程的劬勞應該牢牢記得才對，怎麽那些疲累感都不見了，煙散了，全部換算成對身旁這個翩翩少年的讚歎。可見不僅為母則強，做了媽，腦內多了一部時光匯率換算機，光陰似箭，那些箭被母親的手熔鑄了，換算成孩子身上的青春。因而，十四年這數字給我的第一個反應不是我變老了，而是我的孩子長大了。
在我的寫作圖譜上，這本書也標誌了不可替代、不能重返的人生驛站：在這之前，我是個單騎，獨自策馬夜行，崖邊幽穀，任性遊憩；在這之後，是個駕四輪馬車往幸福村莊趕路的車夫，車上有一掛身家性命，不僅不可涉險且要練就幾拳以便跟半路衝出的盜匪扭打。一個嬰兒，改變的何止是一個女人的身材，更是那從未經驗的一種咬牙切齒觀看社會、恨鐵不成鋼的視角。名義上，我多了一個孩子，實質上，我也多了一個自己。正因為視野不同，《紅嬰仔》之後才有《天涯海角》的書寫企圖，那種激越的書寫情緒於今想來仍舊鮮明。
書裏隻寫到小紅嬰兩歲便收筆了，在不同場合總有人問我：“他後來呢？”我總是故作天真說：“後來就三歲四歲五歲一直長嘛！”問的人想知道有沒有續集，寫的人斬釘截鐵地知道這種書隻能寫一次。
然而，既然是新版，不妨稍稍交代“搖錢樹”（後來改稱姚頭丸）現況。為了小修內容，我問這位十四歲少年：“書裏把你的名字寫出來，當年你還小無所謂，現在你大了，要尊重你的想法，你介不介意？如果介意的話，我把名字拿掉。”他說：“不介意。”我又問：“讓別人知道你是我兒子，會不會有壓力？”他說：“不會啊！”我說：“很好。你的人生是你的，我的人生是我的，不需要有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