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位就讀特教實驗學校的大孩子、小孩子，在老師與爸媽帶領下到麥當勞聚餐。
興奮之情洋溢著。仿佛這是國宴，是良心發現的神所允諾無數盛宴的漢堡第一餐。
有個笑話是這樣的：
早些年，幾個台商到大陸勘察市場，舟車奔波甚辛苦，天一黑，莫不期待酒肉大餐，若能再到“燈火通明的地方”續攤、醉臥美人膝那就太“天堂”了。當地地陪為了宣導“本市已經全麵建設起來”了，答應無論如何一定帶台灣朋友去那個燈火通明的地方。
“咱們就去‘牡丹樓’！”地陪說。
台灣男人聞言心癢難耐比得了帶狀皰疹還癢，直嚷嚷：“趕緊來去！”走了九拐十八彎終於來到那家燈火通明、門口站著一個叔叔的店，麥——當——勞！
第一次，台灣男人覺得“語言確實需要給它‘統一’一下！”
對像我這種生於二十世紀六〇年代，長於窮村、被歸類為“四年級跟屁蟲”的“五年級前段班生”而言，一九八四年麥當勞渡海來台時，我們已是受過阿嬤阿母的“煎匙”嚴格管教、養成“本土化腸胃性格”的青年了。即便如此，我記得當年在文學雜誌上班的我，每日中午步行到麥當勞“朝聖”，深受寬敞明亮幹淨的用餐空間、衛生迅捷的供餐速度、年輕親切的服務態度感動，每咬一口漢堡就嚼出對自己社會恨鐵不成鋼的激動情緒，基於這份感動與激動，我不知不覺連吃一個多月漢堡竟膩到反胃，導致此後數年不敢碰。就這樣，我通過麥當勞自一九四八年在美國加州設第一家店後速然成為美式文明代言人並挾帶跨國資本至全世界各地社會所進行的“文明體檢”，自此脫離“麥當勞口腔期”，證明地瓜稀飯、菜脯打下的腸胃地基不可能被薯條打敗，我偉大的阿嬤阿母獲得了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