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劄隻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覺得都有點做作，因此反動地喜看別人的日記尺牘，感到許多愉快。我不能寫日記，更不善寫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隱約覺到，但要寫他下來，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總不免還有做作，——這並非故意如此，實在是修養不足的緣故，然而因此也愈覺得別人的日記尺牘之佳妙，可喜亦可貴了。
中國尺牘向來好的很多，文章與風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還應能顯出主人的性格。《全晉文》中錄王羲之雜帖，有這兩章：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啖，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不審複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我覺得這要比“奉橘三百顆”還有意思。日本詩人芭蕉（Bashō）有這樣一封向他的門人借錢的信，在寥寥數語中畫出一個飄逸的俳人來。
“欲往芳野行腳，希惠借銀五錢。此係勒借，容當奉還。唯老夫之事，亦殊難說耳。去來君。芭蕉。”
日記又是一種考證的資料。近閱汪輝祖的《病榻夢痕錄》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項下有這幾句話：
“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鬥三百錢，丐殍載道。”同五十九年（1794）項下又雲：
“夏間米一鬥錢三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蓋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蝦蔬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