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國家自覺其處境危疑卑下之際，“叛逃”是一個隨時會燃燒起來的話題。一般國家當然不會鼓勵人民叛逃，最笨的領導者頂多異想天開地勸老百姓移民它地，並在該地出馬選總統。可是國家的正常思維卻是不允許國民投奔敵國，甚至倘若因投奔而導致本國國力衰敝，那麽別說敵國了，連友邦都不能去了。
還記得那些運動嗎？
從人情之常的角度去看，任何人要叛離一個國家或社會，都既是魯莽的，也必然是思慮的結果。一個人在自己的國家生存不下去——哪怕僅僅是杞人憂天地以為自己在本國將受盡迫害，也隻有在他國甚至敵國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才會想到離開這個國家。當他的離開可能引起其他國人對自身安全的疑慮，國人就會指稱這是“叛逃”了。
那麽叛逃者的處境如何？真有那麽嚴重嗎？在旁人看來，答案可以有很多，可是從叛逃者的角度去思索，決計不會有“衝冠一怒為紅顏”這麽簡單浪漫的事。叛逃的人比移民的人要算計的會更多——因為他要告別的人、告別的事物、告別的環境、告別的生活乃至告別的價值更多得多，而且告別得更徹底、更久遠。
這裏就要回到“權”字上說了。“權”是度量的意思，“權”的對象自然是直接、間接可以評估得出來的價值。當世所獲享的名利權位之得失損益，即便不能量化，還是可以算計的。最難算計的是後世的評價，因為沒有人知道曆史由誰來寫？寫成的曆史又會由誰來翻案？叛逃者即使一時受謗，不見得在較大尺幅的曆史敘述上吃虧。
舉個小小的例子來說：台灣當局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搞的“毋忘在莒運動”，且不說此“莒”原先是管仲諫齊桓公的故事，硬給錯用到田單身上。單說這運動所示範的，正是一套“文本的任意翻轉與縮減”。無論主政者是否知道全麵的史實，田單“以寡擊眾複興齊國”的故事卻必須從它原本的上下文中割裂、抽離出來。所以田單日後投奔趙國（不忠於齊）的結局不必為大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個人，田單——以及像“少康中興”、“勾踐複國”這一類有過以寡擊眾而成功的事例的主角——都在進入國民黨製定的曆史之中遭到縮減，與其所係身的上下文徹底斷離。人們大概不容易知道：田單也是個叛逃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