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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這輩子最引以為豪的事，就是生了我和阿二這樣一雙兒女。
不是說我和我妹有多能幹，能為老娘臉上貼多少金片爭多少光彩。她無限欣喜和滿足的，僅是“兒女雙全”這四個字而已。
經曆過的人應該都記得，20世紀80年代的計生政策有多不可思議。
尤其在我們這種死要麵子的二線城市，當年我媽意外懷上阿二，如果不主動去處理掉的話，罪名絲毫不亞於除殺人放火之外的任意一種作奸犯科。
當年我們村的婦女主任姓周，這人表麵冷酷傲嬌，實則心慈手軟。
她給我爸媽出點子，“你們家有沒有什麽親戚在醫院裏，開個證明，就說老大腦子不好，是個戇頭！你們弄得到證明，我就給你們發二胎準生證。”
這主意鋌而走險，奇餿無比。在當時來說，卻是唯一一條活路。
於是，我爸媽就開始跑斷腿地搞證明。
證明搞來了，他倆又有點蒙圈兒，怎麽才能讓人感覺，他們原本好端端看不出任何毛病的兒子，其實是個二百五呢？
可憐我當時才上小學一年級，別人家的爸媽都教孩子好好學啊，努力考啊，得三好學生回來重重有獎啊，要跟同學團結友愛啊。
我爸媽費盡心機，不擇手段，天天像兩個地下黨似的，非要拉著我一起革命。他們給我穿舊衣服，要求我做個悶聲發大財的好孩子，在學校裏好好藏拙，聽懂了也要假裝不明白，考試不及格回來有燒雞吃。
我小時候本就比一般男孩子膽大妄為，有了爸媽隻顧近渴不顧遠火般的縱容，真的就在“十三點”這條道上一去不回頭了。
上學路上，我喜歡往包括丈母娘家在內的所有人家水井裏丟東西。放學路上，我經常把村頭鴨場的小門打開，點幾個小鞭炮扔進去轟一轟。
在學校裏各種調皮搗蛋更不在話下。最嚴重的一次，為了搶奪一支鉛筆，我把班主任女兒的酒窩部位戳了個黑溜溜的小洞。這罪行足夠她媽媽大張旗鼓把我扔到教室最後一排去自生自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