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人物還普遍保留了筆記寫作的習慣，這個習慣和晚近以“現代文學作家”為書寫核心，大量印刷、商業出版、市場運作以“結集成書”的思維是很不一樣的。
筆記寫作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範圍，天文地理曆史政治詩論詞學街談巷議食單花藝可謂無所不包、無所不及。內容深刻獨到者、文筆清雅優美者，或者是作者另有不替之名而籍籍於世者，往往一部小小的、隨興的手劄也被當作古典文學的翹楚而流傳著了。
但是絕大部分從事筆記寫作的人並非專業作家，他們隻是慣性地視著書立說為此生思見付諸後世公斷的一個必然手段。大多數不能藉“孔門四科”之目以揚名聲、顯父母，浮沉於士紳、庶民之間的讀書人，隻好憑著幾枝禿筆，隻字點墨地述誌抒懷。在清末民初生長生活的幾代人，往往因時潮衝刷、身世飄零，更具複雜坎壈的懷抱，也因此而多於筆記之作中留下冰炭滿懷的跡證。
一九六八年，台北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稼青叢稿》，作者伍受真，稼青其號，江蘇武進人。書前小序有“旅台廿稔，刻書五種，敝帚自珍，蓋亦書生結習也”以及“文不足觀，惟紀人紀事，率以略有裨於文獻者為歸”之語，可見作者肝鬲。
這本《稼青叢稿》正是從前述五種著作中剔搜而成，有文錄十二篇，副以詩存、聯話、語剩等各一卷。在文錄中，有這麽一篇《記先叔博純先生》。若非此文，後人不易得知在民國之初，所謂“社會教育”這樣一個概念以及實務是在什麽樣的背景之下“不得已而形成”的；但是，即使為先人立傳而其書不能傳，似乎也在數十年後徒留惘然。
伍受真的二叔伍博純，本名達，字仲良，生於清光緒六年庚辰（1880），也就是“民前三十一年”。大約是因為家道不好，五歲由母親開蒙、授以“三百千千”之後，便被送進一個張姓大戶人家的私塾寄讀，雖然課業優良，卻在那兒受了些刺耳言語的委屈，說什麽也不肯繼續讀下去，後來輾轉跟著個叫吳德生的老儒學製藝，二十歲上就中了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