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雖說是幾千年的專製古國，但咱們向來不承認君主是什麽神權，什麽天授。歐洲中世各國，都認君主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們腦筋裏頭，卻從來沒有這種謬想。咱們所篤信的主義，就是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拿一個鋪子打譬，人民是股東，皇帝是掌櫃；
股東固然有時懶得管事，到他高興管起事來，把那不妥當的掌櫃攆開，卻是認為天經地義。還有一件，咱們向來最不喜歡政府擴張權力，幹涉人民，咱們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們雖然是最能容忍的國民，倘若政府侵咱們自由超過了某種限度，咱們斷斷不能容忍。咱們又是二千年來沒有甚麽階級製度，全國四萬萬人都是一般的高，一樣的大。一個鄉下窮民，隻要他有本事，幾年間做了當朝宰相，並不為奇；宰相辭官回家去，還同小百姓一樣，受七品知縣的統治，法律上並不許有什麽特權。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算是我們中國人二千年來的公共信條。事實上能得到甚麽程度，雖然各時代各有不同，至於這種信條，在國民心目中卻是神聖不可侵犯。我近來常常碰著些外國人，很疑惑我們沒有民治主義的根柢，如何能夠實行共和政體。我對他說，恐怕中國人民治主義的根柢，隻有比歐洲人發達的早，並沒比他們發達的遲；隻有比他們打疊的深，並沒比他們打疊的淺。我們本來是最“德謨克拉西”的國民，到近來和外國交通，越發看真“德謨克拉西”的好處，自然是把他的本性，起一種極大的衝動作用了。回顧當時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們的信條相背，安得不一齊動手端茶碗送客呢？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