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通過一組詩公開發表聲明，說自己的妻子與自己的好友發生了外遇，他要離婚。這件事既可以說駭人聽聞，又可以說無奇不有。
《毀家詩紀》的第二首是：
擾攘中原苦未休，安危運係小瀛洲。
諸娘不改唐裝束，父老猶思漢冕旒。
忽報秦關懸赤幟，獨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兒子終豚犬，帝豫當年亦姓劉。
本詩字麵上寫的是1931年至1937年初發生的國家大事：一是東三省被日軍占領，一是西安事變，“景升兒子終豚犬”，這是曹操的評價，說劉表的兒子都是豬狗，這句的殺傷性非常大，罵人不孝乃至於此。罵的這個“兒子”就是張學良，鬱達夫認為東北淪陷跟張學良有很大的關係，至於西安事變，張學良也是主導者。盡管鬱達夫是中國左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但他已經形成了對張學良的一種固有看法，所以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貶低。
盡管詩裏沒有提到什麽私人問題，但如前一首一樣，還是在自注中有所透露。鬱達夫說，曾經讓王映霞到福州來跟他一起住，但住了幾個月，王映霞就回到了浙江。在此期間，杭州的家中不時有人傳講王映霞形跡不檢，但鬱達夫表示自己不信。期間，王映霞還告訴他一件事，許紹棣夫人久病難愈，許情深義重，請醫生打了一針，讓許夫人“安樂死”。但按照民國的法律，擅自給病人進行“安樂死”，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哪怕家屬認可也不行）。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許紹棣。他是浙江臨海人，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後來成為國民黨浙江黨部的宣傳部部長，一路升到了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之位。許紹棣在近代史上的名氣，除了這一“桃色事件”，還有就是被魯迅罵過——魯迅說自己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自由同盟”的時候，就因為許紹棣的告發，導致國民黨通緝他，不得不在內山書店躲了一個多月，才消此厄難，因此，他就罵許紹棣“陰險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