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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飛認識是在一個月之前，他騎著一輛破爛的電瓶車衝向我的時候，天空的雲壓的很低，他速度飛快，像是從雲層裏竄出來的一道光。破天荒的，我沒躲。
“請出示居民出入證。”我站在小區門口將這個個頭不高，麵龐黢黑的男人攔下來。他穿著外賣員的製服，手裏提著個打包好的飯盒。
“我…我沒有。”他似乎是被我的“官腔”嚇到了，舌頭都開始打結，隨後又掏出一個小本子，目光堅定地說：“這是我的健康證，早上的體溫情況，我很健康。同誌，你就讓我進去吧，我真有急事。”
疫情期間，做好小區居民的出入登記和健康管理是我這個社區服務人員吧的職責，當然不能放無關人員進入，更何況，眼前這個黢黑麵龐的男人還是個外賣員：“你可以聯係你的客戶來取，但是你不能進入，這是命令。”我一本正經地回複。
“大兄弟通融通融，我做好登記，你就放我進去吧。”
我向來沒見過這麽不配合工作的外賣員，便提高聲音說：“你這是不配合疫情工作，我是可以讓警察同誌帶走你的。”
說罷，我拿起手機裝作撥打電話的樣子，就在這個時候，宋飛麻利的地騎上電瓶車，擰動加速把手，直直衝向我，我沒躲，竟也沒倒下，他饒了個小彎衝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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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飛的那份外賣沒有送出去，他倒是把自己送進了派出所。
我站在警察旁側振振有詞地數落他不配合我工作的種種行跡，宋飛低著頭不說話，直到工作人員開口嚇唬他：“你如果再拒絕配合我們的工作，今天晚上就在這裏度過吧。”
他倏然抬起頭來，眼神炯炯有神，帶著七分憤怒三分祈求，然後輕輕說道：“警察同誌，我是有苦衷的。”
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疫情下生命的另一種脆弱，它是被封在罐子裏的一顆植株，在陰暗角落裏不見天日無法呼吸，病毒沒有侵襲，但它被一種叫做時間的東西煎熬著，緩慢而沉重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