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9月11日《申報·自由談》。
孺牛
當我在家鄉的村子裏看中國舊戲的時候，是還未被教育成“讀書人”的時候，小朋友大抵是農民。愛看的是翻筋鬥，跳老虎，一把煙焰，現出一個妖精來；對於劇情，似乎都不大和我們有關係。大麵和老生的爭城奪地，小生和正旦的離合悲歡，全是他們的事，捏鋤頭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決不會登壇拜將，或上京赴考的。但還記得有一出給了感動的戲，好像是叫做《斬木誠》[1]。一個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殺不可了，他家裏有一個老家丁，麵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壯的動作和歌聲，真打動了看客的心，使他們發現了自己的好模範。因為我的家鄉的農人，農忙一過，有些是給大戶去幫忙的。為要做得像，臨刑時候，主母照例的必須去“抱頭大哭”，然而被他踢開了，雖在此時，名分也得嚴守，這是忠仆，義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電影的時候，卻早是成為“下等華人”的了，看樓上坐著白人和闊人，樓下排著中等和下等的“華胄”，銀幕上現出白色兵們打仗，白色老爺發財，白色小姐結婚，白色英雄探險，令看客佩服，羨慕，恐怖，自己覺得做不到。但當白色英雄探險非洲時，卻常有黑色的忠仆來給他開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預備第二次探險時，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記起了死者，臉色一沉，銀幕上就現出一個他記憶上的黑色的麵貌。黃臉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臉色一沉：他們被感動了。
幸而國產電影也在掙紮起來，聳身一跳，上了高牆，舉手一揚，擲出飛劍，不過這也和十九路軍[2]一同退出上海，現在是正在準備開映屠格納夫的《春潮》[3]和茅盾的《春蠶》[4]了。當然，這是進步的。但這時候，卻先來了一部竭力宣傳的《瑤山豔史》[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