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9月8日《申報·自由談》。
洛文
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並非喉舌不能說話的，隻因為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為誰也不過張著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隻好嗚嗚啞啞了。所以勃蘭兌斯[1]歎丹麥文學的衰微時，曾經說：文學的創作，幾乎完全死滅了。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或則除在新聞和雜誌之外，絕不能惹起一點論爭。我們看不見強烈的獨創的創作。加以對於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於是精神上的“聾”，那結果，就也招致了“啞”來。（《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這幾句話，也可以移來批評中國的文藝界，這現象，並不能全歸罪於壓迫者的壓迫，五四運動時代的啟蒙運動者和以後的反對者，都應該分負責任的。前者急於事功，竟沒有譯出什麽有價值的書籍來，後者則故意遷怒，至罵翻譯者為媒婆[2]，有些青年更推波助瀾，有一時期，還至於連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時，也就詆之曰“衒學”。
今竟何如？三開間店麵的書鋪，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裏麵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冊，真如披沙揀金之難。自然，生得又高又胖並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麽ABC[3]”裏，卻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幹淨而澄明，但蒸餾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因為多年買空賣空的結果，文界就荒涼了，文章的形式雖然比較的整齊起來，但戰鬥的精神卻較前有退無進。文人雖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為了出力的吹，殼子大了，裏麵反顯得更加空洞。於是誤認這空虛為寂寞，像煞有介事地說給讀者們；其甚者還至於擺出他心的腐爛來，算是一種內麵的寶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試看今年的選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續”[4]之感。用秕穀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5]。